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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上是风

记述灵魂的成长,描写生命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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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有没有我们的幸福 ——新时期以来“乡下人进城”的幸福感变迁及其文学表达  

2014-03-29 18:46:06|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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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有没有我们的幸福

——新时期以来“乡下人进城”[1]的幸福感变迁及其文学表达

      本文已作为获奖优秀论文收录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创新——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届学术年会文集(2012年度)青年学者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0月出版)。

Is there our happiness in cities?

——On the changes of happiness and it’s literary expression

 in countrymen’s entering cities in the new era

徐洪军

[内容提要]“乡下人进城”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凸显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对它进行了集中表达。通过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社会学解读,本文认为,随着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城市化的逐步深入,“进城”“乡下人”的幸福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这主要表现为:1)“乡下人进城”的原因逐渐由1980年代的生命选择演变为1990年代以后的宿命必然;2)“乡下人进城”的努力依然被冷酷地拒绝,他们“进城”后受到的伤害在逐渐加深,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也逐渐由1980年代城乡关系的纽带演变为1990年代以后城乡冲突的夹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从根本上讲主要是长期以来我们对现代化尤其是城市化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农村却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价值所在。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纠正我们对城市化的狭隘理解,真正落实城乡一体化战略,在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同时,更加注重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逐渐凸显出来,即“乡下人进城”。对此,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及时而集中的反映。“经过90年代个人化、世俗化的无主流状态,当下社会的变动不居,影响文学叙事的莫过于乡下人进城。”[1]本文试图通过解读相关文学作品,从反思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角度对新时期以来“乡下人进城”后的幸福感变迁做一考察,同时,对影响“乡下人进城”后幸福感变迁的社会因素也进行一些简要分析。

从选择到宿命——“乡下人进城”原因的变迁

从根本上讲,“乡下人进城”的目的只有一个:对幸福的向往与追求。然而,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语境下,幸福却成了一个必须要到城市寻找的梦想。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进城”逐渐由1980年代的人生选择,变成了1990年代以后的生命必然。在1980年代,除了“进城”,“乡下人”还有很多其它选择,但是, 1990年代以后,“乡下人”好像生来就是为了“进城”,不“进城”他们就无法生存。以至于有人说:“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村人给城里生娃娃哩!”[2]

第一代农民工在1980年代“进城”的主要原因是“进城”务工,补贴家用。“农村已经全部单家独户种庄稼,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大部分闲散人只好跑出来揽活干。……农村吃粮问题现在已经不大,但大部分农民手头都缺钱花;跑出来挖抓几个,总比空呆在家里强。”[3]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199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问题的萌芽:“乡下人进城”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大量劳动力从农业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在农业劳动之余在农村已经找不到自己的生命价值所在。这一问题在1990年代以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甚至变得更加严重。1980年代的“乡下人”是在享受了之前从未享受过的温饱生活之后“进城”挣钱补贴家用的,这样的“进城”具有主动色彩,“进城”是一种选择,不“进城”自然也无不可:反正吃粮问题已经不大。这里有一个不“幸福”的历史可资对照。

但是,1990年代以后,这样的满足感就再也无从寻找了:“乡下人”不可能永远呆在温饱线上自我满足,他们希望生活更加幸福。当农村无法为农民提供有效的生命意义系统时,他们的幸福只能“进城”寻找,可是,这样的幸福来的却是如此困难!停(刘庆邦《家园何处》)与程大种(陈应松《太平狗》)从未离开过农村。在他们眼里城市就是一个陷阱,一个罪恶的渊薮,不少“进城”“乡下人”在城市里失去了尊严、人格甚至生命!但是,为了摆脱困境,追求幸福,他们只有“进城”,哪怕因此失去贞节与生命!

无论是1980年代的高加林、孙少平,还是1990年代以后的第二代农民工,其“进城”都具有主动色彩。他们之所以“进城”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生存的原因,而是出于对现代城市文明不同程度的向往与追求。“进城”就是寻找别样人生,体验现代文明。然而,二者之间依然存在明显不同。

1980年代,高加林、孙少平除了“进城”之外还可以(甚至被认为更应该)选择其它的人生道路。高加林最终回到农村应该被视为社会舆论对其“进城”行为的否定,同时也是为他指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孙少安不仅可以被视为高加林形象的延续[4],同时也可以被看作孙少平的另外一种人生选择——孙少平们除了“进城”,完全可以像孙少安一样在农村开辟出自己的人生道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然而,到1990年代之后,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城”之于第二代农民工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宿命。最典型的例子是《农村弟弟》(鬼子)中的一撮毛。他是“我”父亲下乡时与一个农村姑娘生下的孩子。为了“进城”并成为城里人,一撮毛和他的母亲几乎倾尽了所有的智慧与能力。为了使孩子以后能够“进城”,一撮毛的母亲拒绝再嫁,宁愿独自将他抚养成人。为了使孩子能够“进城”,她甚至制造出一撮毛要杀她的局势。为了“进城”,一撮毛设计打死企图“抢劫”县长夫人的“歹徒”,当上了村长。为了“进城”,他通过各种关系获得了调到乡里工作的机会。为了“进城”,他让女朋友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为了“进城”他死在了女朋友弟弟的刀下。

    对于一撮毛而言,好像他的人生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进城”。“进城”之于他,好像一种充满了宗教色彩的使命,其人生也仅仅是为了完成这项使命。

改变命运是1980年代年轻的“乡下人”“进城”读书的主要动力。孙兰香、郝红梅(路遥《平凡的世界》)等农村孩子“进城”读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从农村的贫困状态中挣脱出来,甚至以此改变家族的命运。即使生活到了几乎无法生存的地步,家人依然坚持让她们读书。如果没有改变自身及家人的命运作为动力,没有对读书能给自己与家人带来幸福怀有深深的期待,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种甚至带有自虐色彩的“进城”行为。对于孙兰香、郝红梅及其家人来说,幸福是一种值得追求但又十分遥远的应许,一直吸引着她们毅然决然地加入到“进城”读书的行列之中,即使这种幸福必须以牺牲当下甚至忍受苦难为代价。

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对农村孩子通过读书进入城市的书写虽然没有1980年代那样突出,但是,通过高考进入城市依然是很多“乡下人”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所以,在《新结婚时代》(王海鸰)里,面对两个儿子同时考上大学的局面,父亲就会因无力同时供应两个大学生而产生难过愧疚的心情。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何建国兄弟两人通过抓阄决定谁上大学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通过抓阄作弊上了大学的何建国为什么忏悔一生,口口声声说是自己偷了哥哥的人生!

从梦想到梦魇——“乡下人进城”后生存状态的变迁

1980年代,“进城”之于“乡下人”是一种追求幸福的梦想:他们希望“进城”寻求经济来源,追求人生价值以至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这种梦想到了1990以后却逐渐演变成了人生的梦魇。如果把199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中“进城”“乡下人”的幸福感与1980年代进行对比,我们将十分遗憾地发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城”“乡下人”的幸福感并没有逐步增长,甚至可以说,在“进城”“乡下人”幸福感的天空上,蓝天白云依然是一种幻象,阴云密布却更像是逐渐逼近的现实。

1.伤害在加深

从新时期之初“乡下人”刚一“进城”就受到伤害开始,到今天不少“乡下人”“进城”之后依然受到各种伤害,我们发现,在三十多年“乡下人进城”的道路上,伤害始终阴云不散。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种伤害并没有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而逐渐减少,反而呈现出一种逐步加深的趋势。

第一,城乡对比中,卑微的“幸福”在消失。

1980年代,由于“进城”“乡下人”数量较少,加上信息不够发达,“乡下人进城”后往往会为城乡间的巨大差别发出感慨,同时,也会从自己的“进城”经历中感受到一种别的“乡下人”无法体会的幸福。这一点在《陈奂生上城》中有着较为形象的叙述。199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以及“进城”“乡下人”的逐渐增多,就连这样一种卑微的幸福,也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消失。在几乎所有“乡下人”都有了“进城”机会的1990年代,“进城”“乡下人”自然没有了1980年代那种通过“夸耀”自己的“进城”经历得来的“幸福”。他们的收入虽有增加,但是付出的代价却也更加惨重:城市里留下了越来越多“乡下人”的眼泪、血汗、肢体、生命,还有人格与尊严。

第二,城市生存中,残酷的“幸福”在加重。

“乡下人进城”本为寻找幸福而来,但是,他们在城市中体验到的更多的却是“进城”给自己带来的伤害,这主要包括身体的伤残、精神的损害以及性生活的匮乏。而且,将1990年代以后的情况与1980年代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这种伤害的程度在逐渐加深。

首先是身体的伤残。1980年代,关于“进城”“乡下人”身体上的伤残也有描写,但是,与1990年代比较起来不仅伤害程度较小,而且涉及的范围也不像后来那样无所不在。1980年代的伤残是煤矿工人的伤亡以及女性受到的身体侵犯(路遥《平凡的世界》)。1990年代以后,伤残扩展到随处可见的肢体伤害(此类作品很多,恕不列举),被人利用后又被送上刑场(尤凤伟《泥鳅》),生命沦为挣钱的机器甚至工具(王十月《国家订单》、鬼子《被雨淋湿的河》、陈应松《太平狗》、刘庆邦《神木》、罗伟章《故乡在远方》)!

其次是精神的损害。1980年代的文学作品对“进城”“乡下人”精神方面受到的损害,描写很少,较为突出的是《平凡的世界》中“乡下人”“桥头待雇”时被人像牲口一样挑来拣去的场景。孙少平初到黄原揽工,采取的方式就是“桥头待雇”。“他看见,每当一个穿油污涤卡衫的包工头,嘴里噙着黑棒烟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很快就被一群揽工汉包围了。包工头像买牲口一样打量着周围的一圈人,并且还在人身上捏捏揣揣,看身体歪好,然后才挑选几个人带走。”[5] 20年后,同样的情景又出现在贾平凹的小说《高兴》中。“桥头待雇”的“乡下人”,手里拿着各式工具,眼巴巴地等待城里人前来招募。“招募人不是老板就是包工头,如面对着一群牲口,要问你的年龄,要看你的身份证,要量你的身高,要测你的力气,然后在你屁股上一拍,就像是相骡相马,你,要了!”[6]

1990年代以后,“进城”“乡下人”受到的精神损害除了被人当作骡马一样挑来选去,还有“集体下跪”。 《被雨淋湿的河》(鬼子)里,服装厂老板在没有任何理由的前提下,要求工人集体下跪。迫于生计,除了陈晓雷,其他工人没有任何反抗,齐刷刷跪在了老板面前。当尊严与生存遭遇的时候,尊严只能让步。文学作品对“集体下跪”的描写可能与1995年的孙天帅事件有关。二十年来被迫给老板下跪的“乡下人”不知多少,但是,能像孙天帅一样拒绝下跪,并受到社会关注的则可能少得可怜。

另外还有性生活的匮乏。“乡下人进城”后自然会面临性生活无法得到正常满足的问题。这一问题在1980年代已经初露端倪[2]1990年代以后逐渐演变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已婚夫妻因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农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7]这一现象在《幸福票》(刘庆邦)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揭示。煤矿老板为了激励矿工,规定每月能够出满勤的,发一张“幸福票”,矿工可以凭它到歌舞厅嫖娼一次。

总结新时期以来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发现,1980年代,他们的生命舞台主要还在农村,只是到了农闲时节他们才进入城市挣取一些经济来源。“城市”对他们而言只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在这段插曲中虽然也有不和谐的音符,但是,整体性的农村生活会在很大程度上将它们遮蔽。然而,1990年代以后,他们的主要生命舞台已经转移到城市,城市生活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幸福感受。他们为了追求幸福走进城市,却发现城市里没有自己的幸福;在城市里找不到幸福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回归故乡,重新过上贫寒却还温馨的生活,但是,想要回去的时候,他们却又发现,要么现实根本不允许自己回去,要么故乡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故乡,故乡已经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归的所在[3]。于是,他们只能在城乡之间并不幸福地徘徊。

2.依然被拒绝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变迁似乎可以这样概括:高加林、孙少平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想方设法进入城市,并在城市里展现了自己的才能与愿望。因为政策的原因,他们要么被城市拒绝,要么只能在深山矿区安身立命。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与农村之间的情感纽带没有断绝,甚至可以说,他们都深爱着故乡农村。这样,他们的情感还有所寄托。与他们相比,第二代农民工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甚至更加恶化。他们或者因为与故乡之间情感的隔膜,或者因为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变化,与故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对于故乡,他们不是可望而不可归,而是“乐不思蜀”。但是,因为社会体制、经济因素、社会心理及个人能力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于是他们就成了在城市里漂泊的“乡下人”。

高加林、孙少平之所以选择“进城”,不是因为情感上对农村的疏远,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他们“进城”之后,都对自己在城市里的生存状态感到满意,对此刻的人生感到幸福。高加林在县城里活跃的身影(采访、发稿、参加体育活动),孙少平对矿区生活让人难以理解的“知足”,都可以从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角度加以理解。

与他们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对农村就没有太多的感情,对城市却充满强烈的向往。“这些使得他们以成为一名‘城里人’,从而脱离农业脱离农村为最大目的。所以,他们不再留恋和兼营土地,根本不打算再回农村”。[8]但是,体制的制约、经济的压力、能力的限制以及市民的拒绝,使得他们依旧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

《谁能让我害羞》(铁凝)是一个寓言。送水少年就是“乡下人”的象征。他的内心充满自卑,希望能在城里人面前找到自信与尊严。那个高贵、冷漠、对送水少年充满厌恶之情的女人则代表着“乡下人”心中的城市。送水少年为什么一次次想在这个女人面前表现自己?穿上西装、换上皮鞋,扎上围巾,带上随身听,这是干什么呢?连那个女人都感到奇怪。少年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在女人面前表现自己,寻找自信,摆脱自卑。送水之后,他跟女人要水喝,告诉女人矿泉水都是密封的,女人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打传呼,他每天可以送六十通水,这些让人感到可笑的举动,仅仅是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卑微的“乡下人”想向他心目中高贵的城里人证明他自己的价值。再进一步说,“乡下人” “进城”之后希望能与城里人拥有同等的身份。

但是,最后他还是失败了,他无法向城里人证明自己的价值,他无法在城里人面前找到自信与尊严。“乡下人愿意认同城里人的价值标准,却遭遇阿Q 不准姓赵的厄运。”[9]极力希望融入城市的“乡下人”最终还是被城市残酷地拒绝了。

3. 从城乡关系的纽带到城乡冲突的夹板

与农民工相比,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似乎应该幸福多些:他们不仅接受了现代文明教育,培养了现代思想意识,养成了现代生活习惯,而且他们大多还拥有了体面的工作,不错的收入,城市的户籍,似乎真正成了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就1980年代的情况来看,似乎的确如此。从世俗的角度讲,《平凡的世界》中,田福军、田润叶、乔伯年、贾冰这些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的确要比农村人幸福很多。

在强调他们幸福生活的同时,路遥也强调了他们对故乡农村的深厚感情。“进城”后,他们虽已成为市民,但在情感归属上,他们却依然带有浓厚的“乡下人”色彩。他们从未忘记故土,从未试图从根本上脱离农村,甚至对农村有一种深厚的感情。省委书记乔伯年不喜欢侍弄花草,倒更喜欢在院子里种些庄稼;地委书记田福军,工作时竟然也跟老农民一样穿布鞋,抠脚丫;公派教师田润叶不喜欢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宁愿将自己的爱情对象死死地固定在“乡下人”孙少安身上;诗人贾冰为报答替自己尽孝的农村姑娘,毅然与只字不识的她长相厮守,而且“天长日久,他觉得他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10]

对这类人物,作家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给予高度评价。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他们“进城”后依然对农村保持着高度的情感认同。在作家心里,“进城”后的“乡下人”和土地的感情“只能是惋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地斩断”[11]。在作家的潜意识里,似乎这些已经具有市民身份的“乡下人”只有保持了其固有的乡土情感与生活方式,他们才能显示出“乡下人”的骨气与操守。或许,对于这些“乡下人”来说,他们“进城”后的幸福感也正源于自己对故乡齿唇相依的深厚感情,源于自己的“乡下人”本色。路遥或许根本没有想到,恰恰是这些人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对自己“乡下人”身份的钟情持守,反而更有可能影响到他们“进城”后幸福感的获得。这一点在1980年代的作品中没有体现,在19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则表现得十分突出。

首先,对故乡的牵挂成为幸福的羁绊。为了供应子女读书,农村家庭往往付出了巨大代价。一旦进入城市,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就会对家人产生一种亏欠心理,觉得他们为自己付出了太多,就会尽力回报家人。“那哪儿叫回报呀,说是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也不过分。”[12]这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它还包括心里的愧疚与情感的牵挂。大部分时候这种回报都是自觉自愿的,但是,慢慢地它也有可能演变为一种沉重的负担。

“老家,一个母亲般的字眼。她本该是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的生命,我的童年,我充满梦幻般的心灵历史就是从那里开始的。遗憾的是,这些年我远在他乡,被她紧紧连在一起的却不是亲情,不是眷恋,而是惊恐,是伤痛,是一堆没完没了的麻烦。”[13]

其次,他们还十分无奈地成了城乡文化冲突的夹板。《新结婚时代》里有句话,很准确地表达了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充当城乡文化冲突夹板的心理感受:“何建国所有的难处,全在这里:他了解此地也了解彼地,他属于此地也属于彼地。身处两地之间,他时时要做一下非此即彼的选择题。”[14]

“进城”之后,这些“乡下人”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左右为难。对于农村的一些思想意识、行为习惯,作为已经接受了城市现代文明的他们,理性上完全明白它们已经“不合时宜”,但是,农村人不明白。同时,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从城市标准看来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在情感上他们又能充分理解,但是,城里人不理解。反过来,对于城里人的一些思想意识、行为习惯,作为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的他们,心理上已经能够接受,但是,农村人无法接受。同时,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城里人在面对“乡下人”时能够稍做改变,更有人情味,但是,城里人不这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进入城市的“乡下人”就成了城乡文化冲突的夹板,他们的幸福感也就在这种冲突中被慢慢消耗。

影响“乡下人进城”幸福感变迁的因素

总结新时期以来“乡下人进城”的原因以及他们“进城”后的生存状态可以发现:他们的幸福感在这三十多年里并没有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而呈现出增加的趋势,相反,我们似乎看到,在现代化进程逐渐深入的过程中,他们的幸福感却日渐减少。出现这种悖论式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经济发展、制度保障与信息传播、观念更新之间存在不平衡关系。

新时期之初,农村的情况也顶多是解决了温饱,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乡下人进城”为什么会出现陈奂生上城式的春风拂面的幸福感呢?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长期以来从未实现过的温饱生活。在与之前“不幸福”的历史进行对比时,“乡下人”在心理上会获得一种满足感。这时候,他们“进城“的步伐自然会显得轻松而又幸福。1990年代以后,农村社会虽然也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步,但是,与城市的飞速发展相比,农村的发展就显得缓慢很多。而且,在三十年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农民在思想意识、信息传播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可能只满足于将现状与过去进行对比,他们还会将农村与城市进行比较。了解到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别之后,“乡下人”的幸福感自然会大打折扣。

其次,社会制度改革与思想观念更新比较起来存在滞后现象。高加林因相关制度而无法“进城”的现实,在1980年代虽然产生了巨大争论,却还能够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但是,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高加林、孙少平“进城”行为的后继者,第二代农民工依然无法进入城市的现实却越来越受到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诟病。究其原因,就是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远远赶不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第二,“启蒙”、 “浪漫”的消失,文化、观念的冲突。

如果说影响农民工“进城”幸福感变迁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制度保障与信息传播、观念更新之间存在不平衡的关系,那么,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幸福感在这三十多年的历史中也呈现为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又是什么呢?除了经济压力,我们认为主要源于“启蒙”前景、“浪漫”家园的消失以及城乡之间在文化观念方面长期存在的隔阂以至冲突。

首先,城市逐渐失去了“启蒙式的精神前景”,农村也不再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家园”。

1980年代,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进城”,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改变命运,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他们看来,只有城市文明那种启蒙式的理性精神才能为自己的人生提供有效的生命意义系统,而且,他们从未打算斩断自己与故乡农村之间的精神联系,始终持守自己“乡下人”的精神情怀。这一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不忘根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能在故乡农村寻找到“浪漫主义的精神家园”。

1990年代中期以来,原本存在于城乡之间的“启蒙”与“浪漫”的逻辑“全部不复成立,城市不能提供启蒙式的精神前景,乡村更不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家园。”[15]中国城市文化正在逐步实现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启蒙式的精神前景”逐步让位于狂欢式的消费文化。从乡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逐渐发现自己原本追求的幸福在城市日益高涨的消费主义浪潮中逐渐变成了远去的帆影。

当城市文明不再给他们提供“精神前景”的时候,故乡农村也不再是回忆中 “浪漫主义的精神家园”。在城市文明强大的入侵势力之下,传统的乡村文明逐步萎缩,乡村生态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这样的乡村如何还能给他们提供诗意?

在这个城市不能提供“精神前景”,故乡也已经不再是“精神家园”的时代里,从乡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就成了“一个分裂的声音”,“一个被分裂的认同折磨着的声音”。[16]

其次,城乡之间在文化观念方面的隔阂与冲突长期存在。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乡下人”开始理解并逐步接受城市文明。“乡下人”开始学习像城里人一样思考问题、看待世界,学习像城里人一样经营自己的生活。但是,悠久的乡村文明不可能也不应该迅速从“乡下人”的生活中完全消失。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城市的“乡下人”,他们的身上都不同程度地流淌着乡村文明的血液。如果仅仅是“乡下人”一厢情愿地接受城市文明,而城里人不能理解乡村文明,并坚持把所有的乡村文明全部否定为愚昧落后,那么,城乡之间的文化冲突就不可避免,这样,处于城乡之间,身上同时带有城乡两种文明的这些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其幸福感就很难随着其“进城”的脚步逐渐增长。

最后,从根本上讲,影响“乡下人进城”幸福感变迁的原因在于我们长期以来对现代化尤其是城市化的理解存在偏差。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获得了飞速发展,相比之下,农村的发展则缓慢得多,尤其在社会就业方面,农村几乎已经无力安置剩余劳动力。2008年金融危机,大量农民工返乡,农村地区“制度不完善、缺乏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及乡镇企业不发达”等问题立刻凸现了出来,“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17]这一问题之所以引起社会关注,主要因为当代农村已经难以给农民提供一个有效的生命意义系统。在这种城市现代化单极发展的现实中,“乡下人”为了生存就只能“进城”,只要走上了“进城”之路,他们的幸福就只能掌握在城市人手中,这种掌握在别人手中的幸福还叫幸福?

要从根本上解决影响“乡下人”追求人生幸福的因素,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幸福”,就必须纠正当下对城市化的片面理解,进一步加快农村现代化的步伐,真正落实城乡一体化战略。如果仅仅实现了城市现代化,那么,我们的现代化还远不完善,因为,没有实现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现代化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完整的现代化。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1级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9]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2][6]贾平凹著:《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435页,第313页。

[3][5][10]路遥著:《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第100-101页,第197页。

[4]一评:《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评论1987年第2期。

[7]晓雨:《“我的情感,谁能知道?”——都市农民工性生活状态调查》,《农村经济与科技2006年第2期。

[8]朱光婷、杨绍安:《我国第二代农民工的三大转变》,《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1]路遥著:《路遥文集?第2卷?早晨从中午开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12][14]王海鸰著:《新结婚时代》,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第63页。

[13]荆永鸣著:《老家》,吴义勤编:《2007年中国中篇小说经典》,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40页。

[15][16]李敬泽:《罗伟章之信念》,《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

[17]甘卫星、朱光婷:《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对策浅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 在这里,“乡下人”是一个比农民、农民工意义更为宽泛、准确的文化概念。我们借用这一概念主要是想从城乡政治、经济、文化的对比中考察“乡下人进城”后的幸福感。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将“进城”“乡下人”分为三类:第一、二代农民工和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第一代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中有着较为连贯的历史延续,而一般意义上的第二代农民工在1980年代并未出现,但是,从教育背景、思想观念及其与农村、城市间的关系而言,高加林(《人生》)、孙少平(《平凡的世界》)与第二代农民工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文将其作为第二代农民工在1980年代的历史对照进行考察。

[2] 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对“揽工汉”们的“业余”生活有这样一段描写:“躺下以后,他才注意到,窑里所有赤膊裸体的揽工汉,原来是围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匠人,听他说自己和一个女人的故事——这是揽工汉们永远的话题”。 (路遥著:《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3] 《太平狗》(陈应松)、《我们的路》(罗伟章)等作品都表现了第一代农民工回归故乡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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